火車是在清晨抵達莫斯科的。
天色灰蒙蒙的，鉛雲低垂，空氣裏帶着西伯利亞吹來的、滲進骨子裏的寒意。許安然被車廂裏的騷動吵醒時，窗外的景色已經變成了密集的、灰撲撲的建築群，煙囪林立，積雪堆在屋頂和街道兩側，髒兮兮的。
六天五夜的硬座，骨頭像是被拆散了又重新拼湊起來，每一處關節都在酸痛。臉上蒙着一層油汗和灰塵，嘴唇幹裂。她擰開水壺，抿了最後一口涼水，喉嚨裏火辣辣的感覺稍緩。
王富海早就醒了，正精神抖擻地收拾東西。他把吃剩的香腸蘋果塞回網兜，又仔細檢查了一遍腰包。
“到了到了！”他搓着手，興奮中透着老練，“小姑娘，待會兒跟着我，別亂跑。車站裏頭亂着呢。”
許安然沒應聲，只是把圍巾重新裹緊，挎包牢牢抱在胸前。
列車緩緩滑入站台，最終停下，發出沉重的嘆息。
車門一開，冰冷的空氣和嘈雜的人聲一起涌進來。許安然被人流推搡着下了車，腳踩在結着薄冰的水泥站台上，凍得發麻。
莫斯科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。高大的穹頂，斑駁的壁畫，空氣裏混雜着煤煙、廉價香水、體味和某種陌生的、屬於異國的氣息。
到處都是人。裹着厚重大衣、行色匆匆的俄羅斯人，扛着巨大包裹、面色疲憊的中國倒爺，還有穿着制服、眼神警惕的警察。
俄語廣播嗡嗡作響，完全聽不懂。
許安然定了定神，按照父親地圖上標記的，應該去南郊。她需要先出站，找個地方安頓，然後再打聽那個廢舊軍品堆放場。
她跟着人流向出站口走去。
剛走到車站大廳，幾個穿着臃腫棉衣、戴着皮帽子的男人就圍了上來。他們手裏拿着紙牌子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寫着“出租車”、“便宜旅館”。
“姑娘，打車嗎？去哪？”一個紅鼻頭的男人擋住去路，嘴裏噴出濃重的伏特加氣味，俄語口音很重。
許安然退後半步，搖了搖頭，想繞過去。
紅鼻頭不依不饒，伸手就來拉她的挎包：“便宜！盧布，美元，都行！去哪？”
他的手指粗壯，指甲縫裏都是黑泥。許安然猛地抽回包，用生硬的、從書上背下來的俄語單詞說：“不用。謝謝。”
發音不準，但那男人聽懂了。他非但沒走，反而眼睛一亮，更加認定這是個好拿捏的“菜鳥”。
“外面冷！出租車，暖和！”他比劃着，又指了指外面白茫茫的天，“很遠？我送你去！一千盧布！”
一千盧布。許安然記得父親說過，現在黑市上一美元能換將近一千盧布。這紅鼻頭開口就是差不多一美元，絕對是宰客。
她搖頭，繼續往前走。
紅鼻頭急了，朝旁邊使了個眼色。另外兩個男人也圍了上來，堵住了她的去路。他們身材高大，像一堵移動的肉牆，投下的陰影將她完全籠罩。
“五百！五百盧布！”紅鼻頭降價，但語氣更加不善，手又伸向她的包。
許安然心髒跳得快了些。後頸的刺麻感隱隱浮現。她攥緊了挎包帶子，另一只手悄悄摸向棉襖內袋裏的改錐。
就在這時——
“哎！幹什麼呢！”
一聲洪亮的、帶着濃重東北口音的俄語炸響。
王富海撥開人群，大步走了過來。他圓滾滾的身軀此刻顯得很有氣勢，臉上慣常的笑沒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圓滑中帶着強硬的神色。
他走到紅鼻頭面前，劈頭蓋臉就是一串又快又急的俄語，聲音很大，夾雜着明顯是罵人的詞匯。
許安然聽不懂具體內容，但看到紅鼻頭和他同夥的臉色變了。王富海似乎認識他們中的一個，指着那人說了幾句，又掏出自己的證件晃了晃。
那幾個人對視一眼，眼神裏露出忌憚。紅鼻頭悻悻地嘟囔了幾句，終於讓開了路。
王富海這才轉向許安然，臉上重新堆起笑，語氣卻帶着責備：“你看你，說了讓你跟着我！這幫‘黑毛子’專宰生面孔，尤其是你這種單獨出來的小姑娘！今天要不是我碰巧看見，你這包能不能保住都難說！”
許安然垂下眼，做出驚魂未定的樣子：“謝謝王叔……他們，要搶我？”
“搶倒不至於，但把你拉到荒郊野地，狠狠敲一筆是肯定的。”王富海嘆了口氣，很是“仗義”地拍了拍胸脯，“走吧，我先帶你出站。你這表叔……唉，怎麼也不來接一下。”
他不由分說，提起許安然的挎包——動作很自然，許安然下意識想奪回來，卻被他輕鬆避開。
“我幫你拿，你跟着我，別走丟了。”王富海說着，大步流星地朝出站口走去。
許安然看着他的背影，咬了咬嘴唇，跟了上去。
王富海似乎對車站很熟，七拐八繞，避開人流最擁擠的地方，很快從側門出了站。外頭的寒氣更重，風吹在臉上像小刀子。
車站廣場上同樣混亂，更多的出租車、私車司機在攬客，還有拎着籃子賣黑面包和醃黃瓜的老太太。
“你表叔住哪片？我送你過去。”王富海問，語氣隨意。
“南郊。”許安然報了地圖上大概的區域。
“南郊？”王富海挑了挑眉，“那地方可偏，都是工廠和倉庫。你表叔在那上班？”
“嗯。”
“行，那我送你過去。這邊打車貴，我認識個靠譜的司機。”他說着，朝廣場邊緣一輛半舊的伏爾加轎車招了招手。
車開過來，司機是個沉默的俄羅斯中年人。王富海用俄語跟他交談了幾句，談妥了價錢——許安然聽到“三百盧布”。
比剛才紅鼻頭開的價便宜多了。
王富海拉開車門，示意許安然上車。
許安然站着沒動。
“王叔，太麻煩您了。我自己去就行，您告訴我地址，我找得到。”她聲音不大，但很堅持。
“你看看你，又見外！”王富海皺眉，“這地方你不熟，語言又不通，自己怎麼找？萬一再碰上剛才那種事怎麼辦？聽叔的，上車！”
他語氣裏的“關切”幾乎要溢出來，手又伸過來，似乎想拉她。
許安然後退一步，避開他的手。
“王叔，”她抬起頭，直視着王富海的眼睛，“您幫了我，我很感激。車錢我給您。”
她從外套口袋裏——不是暗袋——掏出事先準備好的三百盧布零錢，遞過去。
王富海看着那幾張皺巴巴的盧布，臉上的笑容淡了些，眼神裏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陰鬱。但他很快又笑起來，接過錢，也沒數，直接塞給司機。
“行，你這孩子，還挺倔。”他搖搖頭，“那你自己小心。到了南郊，要是找不到地方，就去‘友誼旅館’，報我名字，能打折。有什麼難處，隨時找我。”
他掏出一張皺巴巴的名片，上面印着中俄雙語的名字和一行電話號碼。
許安然接過名片：“謝謝王叔。”
王富海擺擺手，沒再堅持，轉身朝另一個方向走了，背影很快消失在雜亂的人群裏。
許安然攥着那張名片，指尖冰涼。
她拉開車門，坐進後座。車廂裏有一股濃重的煙味和皮革腐朽的氣味。
司機從後視鏡看了她一眼，沒說話，發動了車子。
伏爾加轎車駛離火車站，匯入莫斯科清晨擁擠而灰暗的車流。街道兩旁是厚重而壓抑的蘇式建築，行人裹得嚴嚴實實，腳步匆匆，臉上帶着這個時期特有的麻木和焦慮。
許安然緊緊抱着挎包，目光警惕地掃過窗外。
就在車子拐過一個街角時，她眼角餘光瞥見車站廣場邊緣，一個瘦小的、戴着鴨舌帽的身影，正跳上一輛破舊的拉達轎車。
瘦猴。
果然跟來了。
她收回視線，看向前方。司機沉默地開着車，收音機裏播放着激昂但雜音很大的俄語新聞。
南郊很遠。車子開了將近一個小時，周圍的建築越來越稀疏，工廠和倉庫的輪廓逐漸清晰。積雪更厚，路面肮髒。
司機在一棟看起來灰撲撲的、四層高的板樓前停下。樓門口掛着一個斑駁的牌子，上面是俄文，旁邊有個小小的、已經褪色的“旅店”標志。
“到了。”司機簡短地說，指了指牌子。
許安然付了車錢——王富海剛才給的三百盧布正好。她下車，看着伏爾加轎車掉頭離開，卷起一片雪泥。
她站在旅館門口，沒有立刻進去。
寒風卷着冰碴子打在臉上。她環顧四周。街道空曠，遠處能看到工廠高大的煙囪和鐵絲網的輪廓。幾輛蓋着篷布的卡車停在路邊，雪幾乎把它們埋了一半。
很偏僻，很冷清。
王富海特意提到這裏的“友誼旅館”……是巧合，還是有意引導？
她想起那張名片，從口袋裏掏出來，借着昏暗的天光看了一眼。電話號碼是莫斯科本地的。她想了想，把名片撕成幾片，扔進路邊的積雪裏。
然後，她轉身，沒有走進那家“友誼旅館”，而是朝街道另一頭走去。
走了大約兩百米，她看到另一棟更舊、更不起眼的三層小樓，門口也有個住宿的標志，但連牌子都沒有，只在窗戶玻璃上貼了張手寫的俄文紙。
她推門進去。門廳狹窄，燈光昏暗，一股陳腐的黴味。櫃台後面坐着個胖胖的俄羅斯大媽，正打着瞌睡，面前擺着個搪瓷茶缸。
許安然用磕磕絆絆的俄語加手勢，表示要一個便宜的單間。
大媽睡眼惺忪地看了她一眼，伸出五根手指：“五百盧布，一晚。押金一百。”
許安然數出六百盧布遞過去。大媽慢吞吞地登記，遞給她一把掛着木牌的銅鑰匙：“三樓，307。熱水晚上八點到十點。”
房間在走廊盡頭。狹小，簡陋。一張窄床，一個掉漆的木櫃子，一把椅子。窗戶對着後面的小巷，玻璃上結着冰花。暖氣片嘶嘶地響着，散發出的熱量有限。
許安然關上門，反鎖，又把椅子挪過來抵在門後。
她走到窗邊，小心地撩起一點褪色的窗簾，向外看去。
小巷空無一人，積雪覆蓋着垃圾箱和雜物。遠處，能看到剛才下車的那條街。
她的目光銳利地掃視着。
幾分鍾後，一輛破舊的拉達轎車緩緩駛入那條街，停在“友誼旅館”對面不遠處的陰影裏。
車裏下來一個人，瘦小，戴着鴨舌帽，朝着“友誼旅館”張望了一會兒，又縮回車裏。
瘦猴。果然跟到了這裏，並且以爲她住進了王富海推薦的旅館。
許安然放下窗簾，背靠着冰冷的牆壁，緩緩吐出一口氣。
第一步，暫時安全了。
她走到床邊，放下挎包，從裏面拿出硬邦邦的油餅和冰冷的煮雞蛋。就着水壺裏最後一點涼水，小口小口地吃着。
餅很幹，雞蛋帶着鹹味和腥氣。她機械地咀嚼着，胃裏逐漸有了踏實感，但隨之而來的，是更深沉的疲憊和飢餓。
她剝了顆糖，含在嘴裏。
甜味在冰冷的口腔裏蔓延開來。
窗外，天色徹底暗了下來。莫斯科的夜晚，寒冷而漫長。
她蜷縮在窄床上，裹緊棉襖，耳朵豎着，聽着樓道裏偶爾傳來的、陌生的腳步聲和俄語交談。
手裏緊緊攥着那把冰涼的改錐。
活下去。
真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