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初的成都，暑氣開始鬆動。
早晨騎自行車去實習公司的路上，能感覺到風裏的涼意。街邊的銀杏葉還綠着，但邊緣已經泛起一絲難以察覺的黃，像畫家在畫布上不經意抹過的一筆淡彩。
周末我去了人民公園。這是林薇提過的，她說小時候常被外婆帶到這裏，坐在鶴鳴茶社喝茶，看老人打太極。我找了個靠湖的位置，要了杯竹葉青，看着茶杯裏的嫩芽慢慢舒展。
茶館裏很吵——搓麻將的譁啦聲，茶博士吆喝加水，老人收音機裏咿呀的川劇。但奇怪的是，這些聲音混在一起反而成了一種白噪音，讓人心安。
我拍了幾張照片：石橋上走過的情侶，湖邊寫生的學生，樹下打瞌睡的貓。準備發給林薇時，卻又猶豫了。這已經超出了我們平常分享的範疇——不再是隨手拍的生活瞬間，而是專程去一個她提過的地方，帶着某種明確的意圖。
最後我只發了茶館的一角，沒有說明在哪裏。
她很快回復：“鶴鳴茶社。”
我驚訝：“你怎麼知道？”
“那個竹編的暖水瓶，還有那種老式藤椅。”她說，“我外婆有一只一模一樣的暖水瓶，用了二十年。”
“你記憶力很好。”
“是對故鄉的記憶很好。”她發來一個微笑的表情，“你在那裏做什麼？”
“喝茶，看人。”我如實回答。
“一個人？”
“嗯。”
對話框上方顯示“對方正在輸入…”，持續了很久，最後只發來一句：“我外婆去年去世了。”
這句話來得突然。我看着手機屏幕，茶館的喧囂在周圍流動，卻忽然感覺隔了一層玻璃。我不知該如何回應，光標在輸入框裏閃爍，打了幾句話又刪掉。
最後我說：“抱歉。”
“不用。已經一年了。”她說，“只是看到你拍的照片，忽然想起來。她最後那段時間總說想回成都，想在人民公園喝茶，看銀杏。”
“你帶她回來了嗎？”
“沒有。那時候她身體已經不適合長途旅行了。”她停頓了一下，“所以有時候我會後悔，爲什麼不在她還能走動的時候，多陪她回來幾次。”
我握着手機，感覺到這些話的重量。這是我們第一次談論如此私人的話題，不再是書籍、天氣、城市的表面，而是觸及了記憶與失去的核心。
“你在哪裏？”我問。
“宿舍。剛畫完圖，累。”
“想聽成都的聲音嗎？”我錄了一段茶館的音頻發過去——麻將聲、談笑聲、遠處隱約的鳥鳴。
兩分鍾後，她回了一段語音。我點開，先是紙張翻動的聲音，然後是她輕輕的呼吸聲，最後她說：“聽到了。和我記憶裏的一模一樣。”
她的聲音很疲憊，但帶着一種奇特的柔軟。我反復聽了三遍。
“你還好嗎？”我問。
“還好。只是今天有點……脆弱。”她說，“實習壓力大，晚上睡不好，白天畫圖總出錯。剛才看到你的照片，突然就想外婆了。”
“需要聊聊嗎？”
“我們現在不就在聊嗎？”
她說得對。我們在聊，用文字和語音，隔着屏幕，隔着長江。這種聊天無法遞上一杯熱水，無法輕拍肩膀，無法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安慰。但它存在，在這個周末的午後，她願意對我展露脆弱，我願意傾聽。
這本身就意味着什麼。
“我外婆常說，喝茶要喝三開。”我寫道，“第一開太燙，第二開正好，第三開就淡了。人生也差不多。”
“那我們現在是第幾開？”
“第二開吧。不燙了，但還沒淡。”
她發來一個笑臉：“比喻得不錯。那你覺得，我們會喝到第三開嗎？”
這個問題很微妙。是在問我們的對話能持續多久，還是在問別的什麼？
“不知道。”我誠實地說，“但我希望至少喝完這一杯。”
“好。”她說，“那就慢慢喝。”
我們繼續聊着，話題從外婆延伸到各自的家庭。她說她父母都是教師，家裏書多得堆不下。我說我父親是工程師，母親是醫生，家裏總是過分整潔。她說她有一個弟弟，在成都讀高中，每周給她打電話抱怨數學太難。我說我是獨生子，小時候總羨慕別人有兄弟姐妹。
這些信息的交換像在拼圖，一片片拼出彼此生活的輪廓。每多一片，那個形象就更具體一點——不只是“南京讀書的成都女生”，而是有家庭、有記憶、有脆弱時刻的活生生的人。
“你父母知道你實習這麼累嗎？”我問。
“沒說。報喜不報憂，老傳統了。”她說，“你呢？實習還順利嗎？”
“順利。周老師說我翻譯得越來越好了。”
“周老師是好人。”
“你怎麼知道？”
“聽你說的。你說他總穿着熨燙平整的襯衫，說‘翻譯就像搭橋’。”她復述着我之前隨口提過的細節，“能記住員工隨口說的話的上司，不會太差。”
我驚訝於她的記憶力。那些我以爲是無關緊要的日常分享，她都記得。
“你記憶力真的很好。”我重復道。
“只記重要的事。”她說。
這句“重要的事”讓我心跳快了一拍。我的日常分享，對她來說是“重要的事”嗎？還是我只是過度解讀了？
“我該繼續畫圖了。”她說，“明天要交。”
“去吧。”
“那你呢？”
“我再坐一會兒，喝完這杯茶。”
“好。晚上聊？”
“嗯，晚上聊。”
放下手機，茶杯已經涼了。我招呼茶博士加水，看着滾水沖入杯中，茶葉再次翻滾起來。
第三開了。味道確實淡了些，但餘韻還在。
傍晚離開公園時，我在銀杏樹下站了一會兒。抬頭看那些還綠着的葉子，想象它們變黃的樣子，想象林薇說的“銀杏黃的時候，梧桐也該落了”。
秋天快來了。到時候，我們會交換葉子，兌現那個夏天的約定。
這個念頭讓即將到來的季節有了一種特殊的期待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繞道去了那家老唱片店。老板正在整理新到的打口碟，見我進來，點點頭算是打招呼。我在爵士樂區翻找，找到一張比爾·埃文斯的《給黛比的華爾茲》。封面是黑白的，鋼琴家側着臉，神情專注。
“這張不錯。”老板說，“安靜，適合晚上聽。”
我買下了。不是因爲真的需要新唱片，而是想晚上告訴林薇：我今天買了張唱片，比爾·埃文斯的，封面是黑白的。
想和她分享這個微不足道的決定，就像她分享她的疲憊和記憶。
到家時天還沒黑。我把唱片放進播放機，鋼琴聲流淌出來，清澈而克制。我坐在窗前，看天色一點點暗下去，街燈一盞盞亮起。
手機亮了，是她發來的消息：“圖畫完了。錯誤改好了。還活着。”
“恭喜。”我回復，“我在聽唱片，比爾·埃文斯。”
“我喜歡他的《Peace Piece》。”
“這張是《給黛比的華爾茲》。”
“好聽嗎？”
我錄了一段十秒的音頻發過去。鋼琴聲在夜晚的房間裏格外清晰。
“好聽。”她說，“像秋天的聲音。”
“秋天還沒來。”
“但已經在路上了。”她寫道，“就像有些東西，還沒發生，但已經在路上了。”
這句話懸在對話框裏，像一片將落未落的葉子。
我沒有追問那“有些東西”是什麼。她也沒有解釋。
我們就這樣，在初秋的夜晚，隔着鋼琴聲和一千二百公裏，分享着一種默契的沉默。
有些話不必說出口。
有些期待不必命名。
只要知道它在路上，就夠了。
就像秋天，就像梧桐葉黃，就像銀杏飄落。
就像我們之間，這種緩慢生長的、還未被定義的東西。
它正在路上，以它自己的速度，走向我們，或者，走向某個我們還未看清的終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