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薇回到南京的那個晚上，南京也在下雨。
飛機着陸時，透過興窗能看見跑道上的積水反射着機場燈光，像一條條流動的光河。艙門打開，熟悉的、屬於南京秋冬的溼冷空氣涌進來，她下意識地裹緊了外套——那件在成都時幾乎沒穿過的厚外套。
出租車行駛在機場高速上，雨刮器規律地左右擺動，劃開不斷傾瀉的雨幕。她看着窗外飛速後退的夜色，梧桐樹在路燈下只剩下光禿禿的枝幹，像無數伸向天空的、等待被書寫的手。三天前離開時，這些樹上還掛着不少葉子；三天後回來，秋天好像在這期間突然加快了腳步。
手機在口袋裏震動。是陳默的消息：“到了嗎？”
“剛下飛機。南京在下雨。”
“成都也是。又同步了。”
她看着“同步”兩個字，想起在成都時他們同時聽雨的夜晚。現在距離重新拉開到一千二百公裏，但某種同步性似乎被保留了下來——像一根看不見的線，兩端系着同樣的雨聲。
回到宿舍已經是晚上十點。室友還沒睡，正敷着面膜看劇。
“回來啦？成都怎麼樣？”
“還是老樣子。又好像不太一樣。”她含糊地回答，開始整理行李。
衣服拿出來掛好，那本《成都老建築》放回書架，在南京的梧桐葉旁邊，現在多了成都的銀杏葉和烏桕葉。三片葉子排成一排，像三個不同顏色的時間標本，記錄着這個秋天的三次告別與重逢。
洗漱完躺到床上時，已經快十一點。她打開手機，陳默發來了新消息：“那片烏桕葉，我夾在書裏了。和銀杏葉、梧桐葉放在一起。”
“像一個小型植物標本館。”
“是啊。記錄了這個秋天我們交換過的所有顏色。”
我們。這個詞在屏幕上顯得既自然又陌生。在成都時，“我們”是具體的，是面對面的兩個人；現在，“我們”又變回了抽象的概念，是兩個隔着屏幕的賬號。但經過那三天的相處，這個概念有了重量，有了溫度，有了可以觸摸的記憶細節。
“你明天要上班嗎？”她問。
“要。周老師說新的項目來了。”
“我也要回事務所。估計有一堆圖紙等着改。”
“那早點休息。”
“你也是。”
對話在這裏結束。沒有拖沓，沒有刻意的延長，像兩個已經熟悉彼此節奏的人，知道什麼時候該說話，什麼時候該沉默。
關燈後，她在黑暗裏躺了很久。宿舍的床比家裏的小，天花板也比家裏的低，但這一切突然變得可以忍受——因爲知道在另一座城市，有一個人也在類似的夜晚裏，可能也在看着天花板，想着同樣的事情。
這種認知改變了距離的性質。不再是單純的物理阻隔，而是一種可以被想象力跨越的空間。就像她此刻能清晰地想象陳默的房間：書架上的書，窗台上的綠蘿，書桌上那本夾着三片葉子的《情人》。這些細節在三天前還只是文字描述，現在是具體的畫面，是她親眼見過、親手觸碰過的真實。
第二天早晨，南京的雨停了，但天空還是陰沉的灰白。她穿上厚毛衣，圍上圍巾，走出宿舍樓時呼出的氣息變成白霧。梧桐樹的葉子幾乎落光了，厚厚地鋪在地上，被雨水浸成深褐色。她踩着落葉去地鐵站，腳步在寂靜的早晨裏發出清脆的碎裂聲。
事務所裏，李老師已經在喝早茶。
“回來了？家裏都好吧？”
“都好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李老師打量她，“氣色不錯。成都的水土養人。”
她笑了笑，沒有解釋這“氣色不錯”可能不只是因爲水土。
上午的工作是修改一棟商業綜合體的立面圖。她對着電腦屏幕，手握着鼠標，眼睛看着線條和數字，但思緒偶爾會飄走——飄到成都的那棵千年銀杏下，飄到府南河畔的石頭上，飄到鶴鳴茶社的那杯竹葉青裏。每當這時，她會搖搖頭，把注意力拉回圖紙上，但嘴角會不自覺地微微上揚。
午休時，她去了事務所附近的那家面館。點了碗雪菜肉絲面，熱氣騰騰的，但味道確實比成都的面淡。她拍了一張照片，發給陳默：“南京的面。不如擔擔面。”
他很快回復：“老劉今天問起你。”
“問我什麼？”
“問那個‘穿得挺精神去見的人’怎麼樣了。”
她的臉頰微微發熱：“你怎麼說？”
“我說，見到了，很好。”
簡單的三個字——“很好”。但她反復看了很多遍，像在解讀某種密文。“很好”是什麼意思？是見面過程很順利？是她本人很好？還是他們之間發生的一切都很好？
“老劉怎麼說？”她問。
“他說，那就好。年輕人，該見的人要去見。”
該見的人。這個說法再次出現。她想起在成都時，陳默轉述的這句話。現在想來，老劉雖然只是個面館老板，但說的話總有一種樸素的智慧。
下午的工作更忙了。她需要去工地一趟，看之前設計的窗櫺在實際施工中的效果。戴上安全帽，穿上反光背心，走在鋼筋水泥的骨架間時，她忽然想起陳默說的“可持守性”。建築設計要考慮的可持守，不只是材料的耐久，還有空間對人的容納，時間對記憶的保存。那麼人和人之間呢？需要什麼樣的設計，才能持守那些脆弱的情感連接？
工地的噪音很大，但她心裏很安靜。安靜地思考這些問題，安靜地想念一個人，安靜地接受這種想念成爲生活背景音的事實。
傍晚回到事務所，天色已經暗了。她站在窗前，看着南京的黃昏——沒有成都那種絢爛的晚霞，只有逐漸加深的靛藍色，像一滴墨在水中慢慢化開。她拍下這一刻，發給陳默。
他回了一張成都的黃昏。天空是橘粉色的，雲層被最後一縷陽光鑲上金邊。
“同時不同地。”他寫道。
“但共享同樣的時刻。”
“是啊。時間比空間仁慈。”
時間比空間仁慈。這句話讓她沉思。確實，空間是冷酷的、精確的一千二百公裏，無法縮短，無法忽略。但時間可以同步——此時此刻，他們都在經歷黃昏，都在看着天空從亮變暗，都在感受一天結束時的淡淡悵惘。
下班後，她沒有直接回宿舍，而是去了那家唱片店。老板還是老樣子，在櫃台後看書。
“來啦？”老板抬頭，“上次那張舒伯特，有人買走了。”
“不是我。”
“知道。是個老先生，說秋天聽《冬之旅》正好。”老板放下書，“你今天想聽什麼？”
她想了想：“有沒有……關於距離的音樂？”
老板笑了：“所有音樂都是關於距離的。音符之間的距離，樂章之間的距離，演奏者和聽衆之間的距離。”但他還是站起來，在架子上找了一會兒，抽出一張唱片，“這個吧。梅西安的《時間終結四重奏》。是他在戰俘營裏寫的，關於時間和空間的極限體驗。”
她接過唱片，看着封面——簡單的黑白設計，幾個音符的圖案。
“我能在這裏聽一會兒嗎？”
“當然。”
老板把唱片放進播放機。音樂流淌出來時，她愣住了——不是她想象中的悲愴或沉重，而是一種奇特的、超越性的美。鋼琴，小提琴，大提琴，單簧管，四種樂器在對話，在對抗，在尋找某種不可能的和解。
她站在唱片架之間，閉上眼睛聽。音樂像水流過身體，帶走白天的疲憊，帶來夜晚的清醒。她想起陳默，想起他們之間那些小心翼翼的對話，那些試探性的靠近，那些未說完的話。這也是一種四重奏——兩個人，兩座城市，在時間的維度裏尋找共鳴。
聽完一面，她睜開眼睛。老板正看着她。
“怎麼樣？”
“很美。但也很難。”
“美的東西都難。”老板說，“容易的都不值得記住。”
她買下了這張唱片。不是爲了收藏，而是想晚上告訴陳默：我今天買了一張梅西安，是在戰俘營裏寫的《時間終結四重奏》，老板說所有音樂都是關於距離的。
回宿舍的路上，南京的夜空出現了幾顆星星，稀稀落落的，像誰不小心灑落的銀粉。她想起成都的夜空，應該也是同樣的星星，只是被不同的雲層、不同的大氣、不同的光線折射着。
但星星本身是同樣的星星。就像有些情感，無論隔着多遠的距離，本質是同樣的。
回到宿舍，她先洗了澡，然後坐在書桌前，攤開信紙。深綠色的鋼筆在米白色的紙面上移動：
“回到南京的第一天，一切如常，又一切不同。梧桐葉幾乎落光了，冬天真的要來了。我去工地看了窗櫺的施工效果，去唱片店買了梅西安，吃了不如擔擔面的雪菜肉絲面。這些日常的碎片，因爲知道會被某個人聽見、看見、記住，而有了新的意義。距離重新拉開到一千二百公裏，但奇怪的是，我並不覺得遙遠。因爲你在那裏，我在這裏，但我們共享同樣的黃昏，同樣的夜晚，同樣的，對這個秋天即將結束的淡淡不舍。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，但我知道，此刻的想念是真實的，此刻的靠近——即使是隔着屏幕的靠近——是真實的。而真實，就值得被記錄，被持守。”
她沒有署名，也沒有打算寄出。寫完後就折好，和之前那封沒寫完的信放在一起。
然後她給陳默發了消息：“我今天買了梅西安的《時間終結四重奏》。”
“爲什麼是這張？”
“老板說所有音樂都是關於距離的。”
“他說得對。”
“你在做什麼？”
“在聽德彪西。在看窗外。在想你。”
最後兩個字讓她心跳停了一拍。這是他們認識以來，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說“想你”。
她看着屏幕，手指懸在鍵盤上很久，然後慢慢地、認真地打下：“我也想你。”
發送。
沒有撤回，沒有修飾，沒有用任何文學性的隱喻來包裹。就是最簡單的四個字，像一片葉子落下那樣直接，那樣不可避免。
他的回復很快來了：“那就好。”
“好什麼？”
“好在我們都想念。想念讓距離變得可以忍受。”
“也讓時間變得值得等待？”
“嗯。值得等待。”
對話在這裏停住。不需要更多了。這四個字已經說出了所有該說的，承認了所有該承認的。
她放下手機，打開剛買的唱片，把音量調得很低。梅西安的音樂在房間裏流淌，那種戰俘營裏誕生的、關於時間和空間極限的美，此刻有了新的詮釋——不是囚禁，而是跨越；不是終結，而是開始。
窗外，南京的夜晚深沉。成都的夜晚應該也一樣。
而他們，在兩座不同的城市裏，聽着不同的音樂，想着同樣的人，等待着同樣的明天。
距離被重新丈量，但這一次，丈量的不是公裏數，而是想念的強度，是記憶的深度，是那些被交換過的葉子、聲音、目光和沉默所編織的，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連接。
秋天真的要結束了。冬天要來了。
但有些東西，正在緩慢地、堅定地生長，像深埋地下的根，等待着屬於自己的季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