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親手術定在周四上午九點。
周二晚上，我坐在書房裏，面前攤着兩份文件。左邊是母親的手術同意書，需要家屬籤字。右邊是單位剛發來的項目初審意見——我負責的新區地形測繪報告被發現有重大數據紕漏，甲方要求三天內提交修正版，否則可能追究違約責任。
兩份文件，兩份需要我負責的生命。
手機屏幕亮着，是和陸志的聊天界面。最後一條消息是兩小時前我發的：“我媽周四手術，你能陪我去醫院嗎？不用全程，籤個字就好。”
他還沒回。
窗外的夜色很沉，沒有月亮。書房裏只有台燈昏黃的光，照在文件上，那些字句顯得格外冰冷：“手術風險包括但不限於……”、“因測繪數據錯誤導致的工程損失由責任方承擔……”
我拿起筆，先籤了手術同意書。字跡很穩，林泓，二十九歲，與患者關系：兒子。筆尖劃過紙張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像某種告別。
然後我打開電腦，調出出錯的測繪數據。問題出在高程點的編號混亂——我把B7區和C7區的數據搞混了，導致整片區域的高程模型全部錯誤。這不應該發生。這是最基礎的錯誤。
可它就是發生了。在那個我整夜等陸志消息的晚上，在那個我胃疼到蜷縮的凌晨，在那個我一邊審核數據一邊刷新手機界面的時刻。
手機震了一下。陸志回了。
“周四上午樂隊要彩排，很重要。下午我去醫院？”
我看着這行字。彩排重要。下午去。像在安排日程。
我打字：“手術九點開始，籤字要八點半前。”
“籤個字很快，不能提前籤嗎？”
“醫院規定要當天籤。”
那邊顯示“正在輸入”，持續了很久。最後發來：
“我盡量八點半前到，籤完字得趕回去。下午的彩排不能耽誤。”
盡量。趕回去。不能耽誤。
我把手機扣在桌上，手在抖。不是生氣，是某種更深的東西——一種認清現實的涼意，從脊椎爬上來，蔓延到四肢。
原來在他那裏，“我媽手術”和“樂隊彩排”，是需要權衡取舍的選項。
而我，甚至不能問“哪個更重要”。因爲答案太明顯，問出來只是自取其辱。
我回：“好。”
只有一個字。再多說，我怕自己會說出無法收回的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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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三，我在單位和醫院之間奔波。上午去單位整理錯誤數據的修正方案，下午去醫院做術前檢查陪同。母親很緊張，一直握着我的手。
“小泓，醫生說了，就是個微創手術，沒事的。”她反過來安慰我，“你別擔心。”
“嗯，我不擔心。”我說，聲音平靜。
“你男朋友……明天來嗎？”
“來。”我說，“他上午有點事，籤完字得走。”
母親看着我，眼神裏有擔憂：“是不是……耽誤他工作了？要不媽自己籤也行——”
“不行。”我打斷她，“必須家屬籤。他來。”
必須他來。不是因爲我需要他，是因爲我需要一個證明——證明在我人生的重要時刻，他會出現。哪怕只是出現五分鍾，籤個字，然後離開。
我需要這個證明，來告訴自己：這段關系還有救。
周三晚上，我加班到十一點。修正數據需要重新核對三百多個高程點，我一個個對，眼睛幹澀發痛。老張過來看了一眼，沒說話，只是在我桌上放了瓶眼藥水。
“小林，”他最後還是開口，“明天你媽手術，今天早點回吧。”
“弄完這點。”我沒抬頭。
“數據我幫你對。”
“不用。”我說，“我的錯，我自己改。”
老張嘆了口氣，走了。辦公室裏只剩我一人，日光燈管發出輕微的嗡鳴。窗外的城市燈火通明，每一盞燈下，都有一個故事。甜蜜的，苦澀的，正在崩塌的。
我的故事，大概屬於第三種。
凌晨一點，我回到家。陸志還沒睡，在工作間裏。門縫下透出光，能聽見鍵盤敲擊聲。
我洗了澡，躺到床上。很累，但睡不着。腦子裏反復回放明天可能出現的場景：陸志匆匆趕來，籤字，匆匆離開。我獨自在手術室外等待。醫生出來說話，我需要做決定。而我，只有一個人。
凌晨三點，陸志進來了。輕手輕腳地躺下，背對着我。
“還沒睡？”他問。
“嗯。”
“別太擔心，你媽會沒事的。”
“嗯。”
沉默。黑暗中，我能聽見他的呼吸聲，均勻，平靜。他明天只是去籤個字，然後回去彩排。他的世界依然有序，依然可控。
而我的世界，正在雙重懸崖邊緣搖晃。
“陸志。”我輕聲叫他。
“嗯？”
“如果……如果手術中出現意外，醫生需要做決定，我……”
“不會的。”他打斷我，“現在醫療很發達，小手術而已。”
小手術。而已。
我把後面的話咽了回去。閉上眼睛，假裝睡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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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四早晨七點半，我和母親到了醫院。手術室在五樓，走廊很長，兩邊是等待的家屬。有人低頭刷手機，有人來回踱步，有人小聲哭泣。
空氣裏有消毒水的味道，還有某種說不清的、屬於醫院的特有氣息——一種混合了希望和絕望的氣息。
八點，護士來叫名字：“林秀芳家屬？”
“在。”我站起來。
“手術同意書籤了嗎？”
“還沒，等……等我愛人。”
護士看了我一眼：“八點半前必須籤好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八點十分。我給陸志發消息：“到哪了？”
沒回。
八點二十。我又發：“快到了嗎？護士在催。”
沒回。
八點二十五。我直接打電話。通了，但沒人接。
母親看着我：“小泓，要不……”
“再等等。”我說，聲音很緊。
八點二十八分。走廊那頭終於出現熟悉的身影。陸志快步走過來，穿着黑色夾克，頭發有些亂，額頭上有一層薄汗。
“抱歉，路上堵車。”他喘着氣。
我沒說話，把同意書遞給他。他接過筆，快速掃了一眼，在指定位置籤下名字。字跡潦草，但清晰：陸志，與患者關系：朋友。
朋友。他勾了這個選項。
護士接過同意書，點點頭：“行了，準備手術吧。家屬在等候區等。”
母親被推進手術室。門關上，紅燈亮起。
陸志看了看手表：“那我……”
“你走吧。”我說，“彩排別耽誤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沒想到我會這麼幹脆。然後點點頭：“那我下午過來。”
“不用。”我說，“忙你的。”
“林泓——”
“真的不用。”我看着他，“你來了也是等，沒必要。”
他看着我，眼神復雜。有愧疚，有猶豫，但更多的是——如釋重負。我看出來了。他在爲可以離開而鬆了口氣。
“那……有事給我打電話。”他說。
“嗯。”
他轉身走了。腳步很快，像在逃離什麼。我看着他消失在走廊盡頭，然後轉身，在等候區的塑料椅上坐下。
椅子很硬，很涼。我盯着手術室門上那盞紅燈，看着它恒定地亮着，像一個不會回答問題的眼睛。
手機震了。是單位的電話。
我接起來：“喂？”
“林工，”同事的聲音很急，“甲方來人了，在會議室，要你現在過來解釋數據問題。”
我看着手術室的門。紅燈還亮着。
“我現在走不開。”我說，“我媽在手術。”
“可是林工，甲方說今天必須見到負責人，否則就按合同追究——”
“那就追究吧。”我說，聲音平靜得自己都驚訝，“我現在在醫院，過不去。”
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。“……行，我跟領導說。”
掛斷電話。我把手機調成靜音，放回口袋。
周圍的聲音突然變得清晰：隔壁家屬的啜泣聲，護士台的呼叫鈴聲，遠處推車輪子滾動的聲音。這些聲音包圍着我，但我感覺自己在一個透明的罩子裏，與一切都隔着一層。
九點半，手術室門開了。我猛地站起來。
但出來的不是醫生，是另一個病人的家屬。他們圍上去，問情況，然後鬆了一口氣，互相擁抱。
我重新坐下。
十點，手機又震了。這次是領導的直接來電。我盯着屏幕，看着它亮起，又暗下。然後再次亮起。
第三次亮起時，我接了。
“林泓，”領導的聲音很沉，“你在哪？”
“醫院，我媽手術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領導頓了頓，“但甲方現在在會議室，態度很強硬。這個項目是你負責的，你得來。”
“我媽在手術室裏。”我重復，“我走不開。”
“請個護工呢？或者親戚朋友——”
“沒有。”我說，“就我一個人。”
電話那頭是長長的沉默。然後領導說：“林泓，你知道這個項目對公司多重要。如果甲方追究，不僅是賠錢的問題，公司信譽受損，以後接項目都難。”
我知道。我當然知道。這個項目是我爭取來的，是我加班熬夜做出來的。現在它要砸在我手裏，因爲我犯了一個最低級的錯誤，因爲我在最重要的時刻，選擇了在醫院而不是會議室。
但選擇？我真的有選擇嗎？
一邊是手術中的母親，一邊是職業生涯的懸崖。無論選哪邊，另一邊都會崩塌。
而那個應該站在我身邊的人，在趕去彩排的路上。那個應該分擔重量的人，在音樂的世界裏航行。
只有我一個人，站在雙重懸崖的中間，腳下的地面正在開裂。
“領導，”我說，聲音開始發抖，“我真的……走不開。”
“那你至少電話裏跟甲方解釋一下——”
“解釋什麼？”我突然失控，“解釋我爲什麼把數據搞錯？解釋我爲什麼在母親手術這天沒法到場？解釋我爲什麼什麼都做不好？”
聲音在空曠的走廊裏回蕩。幾個家屬轉頭看我，眼神裏有同情，有好奇。
“林泓，你冷靜點——”
“我很冷靜。”我深吸一口氣，“領導，您處理吧。該承擔什麼責任，我承擔。辭退也好，賠錢也好，我都認。”
說完，我掛了電話。手在抖，抖得厲害。我把手機塞回口袋，雙手交握，試圖讓它停下來。
但停不下來。抖得越來越厲害，連帶着整個身體都在抖。冷，從骨頭裏透出來的冷。
十點半，手術室門再次打開。這次是醫生。
“林秀芳家屬？”
我站起來，腿是軟的。“在。”
“手術順利，病人麻醉還沒醒，觀察半小時就能回病房。”
我張了張嘴，想說謝謝，但發不出聲音。只能點頭，用力點頭。
醫生看了我一眼：“你還好嗎？臉色很差。”
“我沒事。”我終於擠出聲音，“謝謝醫生。”
醫生走了。我在原地站了一會兒，然後走到窗邊。窗外是醫院的後院，有幾棵樹，葉子開始綠了。春天真的來了，不管你有沒有準備好。
手機又震了。這次是陸志。
“彩排結束了。手術怎麼樣？”
我看着這行字。四個小時，他終於問了一句。
“順利。”我回。
“那就好。我下午過去？”
“不用了。”我說，“你忙吧。”
“不忙了，下午沒事。”
“真的不用。”
那邊顯示“正在輸入”，又停住。最後發來：“那晚上一起吃飯？”
“晚上我要陪床。”
“哦，對。那明天——”
“陸志。”我打斷他，“我現在很累，不想說話。晚點再說，好嗎？”
“……好。”
對話結束。我把手機調成飛行模式，塞進背包最裏層。
母親被推出來時，還在昏睡。臉色蒼白，但呼吸平穩。我跟護士一起推床回病房，安置好，然後坐在床邊的椅子上。
陽光從窗戶照進來，照在母親臉上。我看着她，這個給了我生命、然後又因爲生活所迫一次次“忘記”接我放學的女人。這個現在需要我籤手術同意書的女人。
我突然想起小時候，有一次我發燒，她背我去醫院。那時她還沒那麼老，背很直，腳步很快。我在她背上，臉貼着她溫熱的後背，聞到她頭發上皂角的味道。
那時我覺得，媽媽的背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。
現在她躺在這裏，需要我保護了。
而我，連自己的職業生涯都快保不住了。
下午，母親醒了。看見我，虛弱地笑了笑。
“小泓……辛苦了。”
“不辛苦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“疼嗎？”
“有點。”她皺眉，“你吃飯了嗎？”
“吃了。”我撒謊。
“你男朋友……走了？”
“嗯，他忙。”
母親看着我，眼神裏有心疼：“小泓，媽沒事，你別太累。要是工作忙，你就回去，媽自己能行。”
“不忙。”我說，“陪您。”
她沒再說話，只是握緊了我的手。她的手很瘦，血管清晰可見。但很溫暖。
傍晚，護士來換藥。我趁機下樓，去便利店買了面包和水。坐在醫院花園的長椅上吃，食不知味。
打開手機，關閉飛行模式。消息涌進來——領導的，同事的，甲方的。還有陸志的幾條：“晚上真不用我過去？”“你吃飯了嗎？”“看到回我。”
我一條都沒回。只是盯着屏幕，直到它自動熄滅。
天黑了。花園裏的路燈亮起來，吸引了幾只飛蛾，撲棱棱地撞向燈罩。
我回到病房。母親又睡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監護儀上跳動的數字，聽着規律的嘀嗒聲。
這一天的重量，終於慢慢落下來，壓在我肩上。
母親的病。工作的危機。陸志的缺席。我自己的崩潰。
所有的一切，都在這一天爆發。
而我，還坐在這裏。還能呼吸，還能思考，還能明天繼續。
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定義——不是不會崩潰，是崩潰之後，還得自己收拾碎片，繼續往前走。
深夜，母親醒了。要喝水。我扶她起來，小心地喂。
“小泓，”她喝完水，輕聲說，“媽以前……對不起你。”
我愣住。
“媽知道你怨我。”她眼睛紅了，“怨我總忘接你，怨我送你走，怨我沒能力給你更好的。媽都知道。”
“媽，別說這些——”
“讓媽說完。”她握緊我的手，“媽這輩子，最對不起的就是你。但現在看你長大成人，有工作，有……有人關心，媽就放心了。”
眼淚毫無預兆地掉下來。我低下頭，不想讓她看見。
“媽，”我哽咽，“我從來沒怨過你。真的。”
她笑了，很虛弱，但很溫柔：“傻孩子。”
那一夜，我趴在床邊睡着了。夢見小時候，媽媽背我去醫院。夢裏的路很長，但媽媽的背很穩。我在她背上說：“媽，我長大了背你。”
她說：“好，媽等你長大。”
現在，我長大了。
但媽媽的背，已經彎了。
而我的背，還沒準備好承擔這麼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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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，我去單位。直接去了領導辦公室。
領導看着我，眼神復雜：“林泓，你媽怎麼樣了？”
“沒事了，謝謝領導關心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他頓了頓，“昨天的事，我跟甲方溝通了。他們同意給一周時間重新提交數據，但要求你親自對接，保證不再出錯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我說，“我會處理好。”
“另外，”領導看着我，“公司決定給你記過一次，扣除這個季度獎金。有意見嗎？”
“沒有。”我說，“應該的。”
走出辦公室，同事們都看過來，眼神裏有同情，有探究。我沒停留，直接回到工位，打開電腦，調出數據文件。
錯誤還在那裏，醒目，刺眼。我需要修正它，需要證明我還能做好這份工作。
就像我需要證明，我還能做好一個兒子，一個伴侶，一個成年人。
盡管每一步，都像在刀尖上行走。
盡管每一刻，都可能再次崩塌。
但得走下去。
因爲沒有退路。
因爲身後，已經空無一人。
手機震了一下。是陸志：“今天去醫院嗎？我陪你。”
我看着這行字。遲來的陪伴。遲到的關心。
我回：“不用了，我今天上班。我媽那邊有護工。”
“那晚上——”
“晚上加班。”我打斷他，“數據要重做，很趕。”
“……好。別太累。”
“嗯。”
對話結束。我放下手機，開始工作。
窗外，陽光很好。春天真的來了。
不管你有沒有準備好，春天都會來。
不管你有沒有力量，生活都會繼續。
而我，會繼續。
即使每一步都疼。
即使每一步，都可能踩空。
但會繼續。
因爲除了繼續，我還能做什麼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