街道上正是熱鬧的時候，自行車的叮鈴聲此起彼伏，車後座上大多載着菜籃子或布包，偶爾有輛掛着“永久”牌的自行車駛過，會引來不少羨慕的目光。
路邊的糧店門口排着長隊，人們手裏攥着糧本和糧票，踮着腳往店裏瞅，1982年的津門，雖說糧食已經不那麼緊張，但細糧還得憑票供應，玉米面這種粗糧雖不要票，也得趕早買才新鮮。
紅旗供銷社就在街道中段，是棟青磚砌的平房，門楣上掛着紅漆寫的招牌，“發展經濟，保障供給”的白底紅字標語貼在門兩側，風吹得邊角微微卷翹。
門口擺着兩個大竹筐，裏面裝着剛到的白菜和蘿卜，幾個大媽正圍着挑揀，手裏的菜籃子磕得竹筐“砰砰”響。
陳山河掀開門簾進去，一股混雜着肥皂香、醬油味和布料味的氣息撲面而來。供銷社裏分了好幾個櫃台，木制的櫃台擦得鋥亮，玻璃櫃裏擺着各式商品，櫃台後站着兩位穿藍色工裝的售貨員，前別着“服務標兵”的紅袖章。靠牆的貨架上堆着袋裝的糧食和布匹，最上面還擺着幾瓶“雪花膏”，玻璃瓶蓋反射着燈光。
“同志，要點啥？”
靠門的售貨員抬起頭，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，梳着齊耳短發，臉上帶着點嚴肅——80年代的供銷社售貨員算是“鐵飯碗”，態度大多帶着點公事公辦的硬氣。
陳山河走到糧食櫃台前，踮腳往貨架上看，玉米面裝在粗布袋子裏，袋口用麻繩扎着，上面掛着個小木牌，寫着“每斤0.18元”。
“同志，給稱兩斤玉米面。”
他說着從挎包裏掏出個淨的布兜——這是娘生前縫的，邊角已經磨毛了，卻洗得淨淨。
售貨員“嗯”了一聲，拿起鐵皮簸箕，從布袋子裏舀了兩大勺玉米面，倒進杆秤的秤盤裏。秤砣在秤杆上滑動，她眯着眼瞅了瞅，又添了小半勺，“兩斤整，不多不少。”
說着把玉米面倒進陳山河的布兜裏，“三毛六。”
陳山河攥着錢的手頓了頓，這價格比他記憶裏貴了兩分錢，轉念一想才記起，開春後粗糧價格漲了點，去年冬天還是一毛六一斤。
他從兜裏掏出一張五毛的紙幣遞過去，售貨員接過錢，從鐵皮錢箱裏找出一毛四的零錢，一枚一毛的硬幣，四枚一分的硬幣，叮當放在櫃台上。
接下來是鹹菜櫃台，玻璃壇子裏泡着各種鹹菜，疙瘩鹹菜、醬黃瓜、醃蘿卜纓子，每個壇子上都蓋着玻璃蓋，旁邊擺着小勺子。“要一包疙瘩鹹菜。”
陳山河指着最大的那個壇子，前世他在作坊活時，就靠這個就着窩頭吃，鹹香入味，還頂餓。
售貨員用小勺子撈起一塊拳頭大的疙瘩鹹菜，放在案板上切了切，用油紙包成三角包，“五分。”
陳山河遞過一枚五分的硬幣，接過鹹菜包，聞了聞，還是那股熟悉的醬香味，心裏踏實了不少，路上有這東西，玉米面窩頭就不會難以下咽。
走到用品櫃台時，陳山河停住了腳步。貨架上擺着各式肥皂，有上海產的“蜂花”牌，也有本地的“海河”牌，價格都標在旁邊，“蜂花”牌三毛八，“海河”牌三毛五。
他伸手拿起一塊“海河”牌肥皂，包裝紙上印着藍色的海浪圖案，摸起來硬邦邦的，這是他唯一能買得起的洗漱用品，路上洗手洗臉都得靠它，還能順便洗兩件換洗衣裳。
“三毛五。”
售貨員報了價，陳山河遞過錢，把肥皂放進挎包外側的口袋裏，剛好能卡住，不容易掉出來。
就在他準備離開時，櫃台盡頭的玻璃櫃吸引了他的目光。那是個單獨的玻璃櫃，鎖着黃銅鎖，裏面擺着幾塊手表，表盤亮晶晶的，其中一塊黑色表盤、棕色皮表帶的格外顯眼，表盤下方刻着“天津牌”三個小字，旁邊的紅色標價籤上寫着“120元”。
陳山河的喉嚨不自覺地動了動，咽了口唾沫。前世他直到三十歲，才攢夠錢給春杏買了塊二手的“上海牌”手表，表盤上還有道劃痕，春杏卻寶貝得不行，天天戴在手上，活時怕磨着，特意用布包起來。
那時候他就發誓，要是有機會，一定要給春杏買塊新的“天津牌”，這是當時津門最出名的手表，戴出去比上海牌還風光。
“同志，要看手表？”
售貨員注意到他的目光，語氣柔和了些，“這‘天津牌’是緊俏貨，不光要花錢，還得要工業券，一張工業券頂十塊錢呢。”
陳山河摸了摸挎包裏的錢，五十二塊，連一半都不夠，更別說工業券了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收回目光，現在想這些還太早，等到了興安嶺，種上人參，養上蜜蜂，別說120塊的手表，就是200塊的，他也能給春杏買。他對着玻璃櫃裏的手表默默說了句“等着我”，轉身往門口走。
出了供銷社，陳山河往街尾的五金店走。那是間更小的鋪子，門口掛着個生鏽的鐵環當招牌，裏面擺滿了各式農具和五金件，鋤頭、鐮刀、釘子、鐵絲，堆得滿滿當當。
老板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，戴頂舊的藍布帽，正坐在門口的小馬扎上磨斧頭，砂輪轉得“嗡嗡”響，火星子濺到地上。
“大爺，給我拿把小斧頭。”
陳山河走到門口，目光落在牆上掛着的一排斧頭上，有大的劈柴斧，也有小的手斧，木柄都是新的，油光發亮。
老頭停下砂輪，抬起頭瞅了他一眼：“要啥樣的？劈柴還是砍樹？”
“砍樹用，要輕便點的。”
陳山河說，他要去興安嶺，得砍些樹枝搭棚子，還得防備野獸，小斧頭既趁手又能當武器。
老頭從牆上取下一把小斧頭，遞給他：“這把是好鐵打的，刃口磨得快，砍碗口粗的樹沒問題，木柄是棗木的，結實。”
陳山河接過斧頭，掂量了掂量，重量剛好，握在手裏很穩，刃口閃着寒光，確實是把好斧頭。
“多少錢？”
“兩塊，不還價。”
老頭說，“這價不貴，你去別的店問問，最少兩塊二。”陳山河沒猶豫，從挎包裏掏出兩張一元的紙幣遞過去，這是他剩下的錢裏最大的面額了。
老頭接過錢，從屋裏拿出張舊報紙，把斧頭柄包起來，“拿着，別磨着手。”
陳山河謝過老頭，把斧頭扛在肩上，往火車站的方向走。此時天已經擦黑了，街道上的路燈亮了起來，昏黃的光映着他的身影。他路過早點鋪時，劉大爺正收攤，看見他肩上的斧頭，笑着喊：“山河啊，這是要去闖關東啊？”
“去興安嶺，找活兒。”陳山河停下腳步，笑着回應。
劉大爺從鋪子裏拿出兩個熱乎的煎餅餜子，用油紙包好塞給他：“拿着路上吃，不要錢。當年我去東北闖關東，也跟你一樣，揣着把斧頭就去了，祝你一路順風。”
陳山河推辭不過，接過煎餅餜子，心裏暖烘烘的，這津門雖有張鐵柱那樣的惡人，卻也有劉大爺、王大媽這樣的好心人。
走到火車站時，候車室已經亮滿了燈。陳山河找了個角落的位置坐下，把挎包放在腿上，小心翼翼地打開，整理采購的東西：兩斤玉米面裝在布兜裏，放在最底下；一包鹹菜、一塊肥皂放在中間；斧頭靠在旁邊，用報紙包着，不會硌着東西。
他摸了摸懷裏的照片，又摸了摸剩下的錢，五十二塊花了兩塊七毛六，還剩四十八塊二毛四，夠買火車票和路上的吃喝了。
候車室裏很熱鬧，有背着包袱的農民，有穿着制服的工人，還有幾個和他一樣要去東北的年輕人，正圍着聊天。陳山河靠在椅子上，看着手裏的煎餅餜子，聞着淡淡的油香，又想起了春杏。
前世他就是在這個火車站，揣着僅有的幾塊錢，踏上了去興安嶺的路，那時候他一無所有；而現在，他有斧頭，有糧食，有重生的機會，更有守護春杏的決心。
他咬了一口煎餅餜子，香得眼睛都溼了。這是津門的味道，是家鄉的味道，他會帶着這份味道去興安嶺，在那裏扎，發芽，長出屬於自己的好子。
窗外的月亮升了起來，銀輝灑在火車站的屋頂上，陳山河握緊了手裏的斧頭，心裏默念：“春杏，柳大爺，我來了。”
